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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与抱负

Oct 1, 2026·31 min read·by Mr Panda·103 阅读

城市与抱负

作者:Paul Graham | 2008 年 5 月

原文:Cities and Ambition

编者说明:本版根据所提供的完整中文译文润色,保留原有结构、观点、注释与致谢。文中的“如今”“目前”等时间表述,以及城市状况和统计数据,均对应作者写作时的背景。

伟大的城市总会吸引有抱负的人。走在这样的城市里,你能感觉到:它正以种种不易察觉的方式提醒你,你还能有所作为,你应该再努力一些。

有意思的是,不同城市对你的期许竟然如此不同。纽约最先告诉你的是:你该多赚点钱。当然,它也会提醒你别的事:穿得再时髦些,长得再好看些。但最响亮的那句话始终是:你应该更有钱。

我喜欢波士顿——准确地说,是剑桥——的一个原因,就在于它对你的期许:你应该更聪明些。那些一直想读的书,确实该抽空读一读了。

如果你问,一座城市究竟在向人们传递什么,有时答案会出乎意料。硅谷固然推崇聪明才智,但它真正告诉你的是:你应该有更大的影响力。

这和纽约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。纽约当然也看重权力,但即使你的十亿美元全是继承来的,那里的人照样会对你另眼相看。在硅谷,除了几个房产经纪人,恐怕没人在乎。硅谷关心的是,你能给世界带来多大影响。人们关注拉里和谢尔盖,不是因为他们有钱,而是因为他们掌管着 Google,而 Google 几乎影响着每一个人。


城市传递的这些信息,究竟有多重要?从经验来看,答案是:非常重要。你也许会想,一个有足够意志成就大事的人,理应能摆脱环境的束缚。住在哪里,顶多也就带来几个百分点的差别吧。但历史似乎告诉我们,远不止如此。那些做出非凡成就的人,大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;在他们所处的时代,那些地方正是各自领域的中心。

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举过一个例子,足以说明城市的力量:那位“米兰的达·芬奇”。你听说过的十五世纪意大利画家,几乎都来自佛罗伦萨,可当时米兰的规模并不比佛罗伦萨小。佛罗伦萨人也没什么特殊的基因。因此,我们有理由相信,米兰也曾出生过一个天赋不亚于达·芬奇的人。可他后来怎么样了?

如果连这样的人都抵不过环境的力量,你觉得自己能吗?

反正我不觉得自己能。我算得上固执,但在这件事上,我不打算硬碰硬。我宁愿借助这股力量。所以,住在哪里,是我花了很多时间琢磨的问题。

我原以为伯克利会是理想的选择:差不多就是一个天气更好的剑桥。几年前,我终于去住了一阵,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。伯克利告诉你的是:日子应该过得更好些。那里的生活舒适而有品位。对北欧来的人来说,它或许是全美国最容易让人觉得自在的地方。但你在那里感受不到那种跃跃欲试、想做一番事业的劲头。

回头想想,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一个如此宜居的地方,自然会吸引最看重生活品质的人。事实证明,天气好的剑桥,就不是剑桥了。你在剑桥遇见的人,留在那里都有自己的理由。住在那里是要付出代价的:生活成本高,环境有点脏乱,天气也经常糟糕透顶。所以,愿意住在剑桥的人,是那些为了和最聪明的人待在一起,甘愿忍受昂贵、脏乱和坏天气的人。

写这篇文章时,我觉得剑桥可以算是世界的智识中心。我知道,这话听起来有点荒唐。但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把这个称号给其他任何地方,似乎都更荒唐。看看那些有志向的学生都往哪里去,就会发现,当下最好的大学似乎仍在美国。那么,美国还有哪座城市更有资格?纽约吗?那里确实有很多聪明人,只可惜被更多西装革履的尼安德特人淹没了。湾区也有不少聪明人,但同样不够集中。那里有两所顶尖大学,可彼此离得很远。按西海岸的距离标准,哈佛和 MIT 简直就在隔壁,周围还围着大约二十所其他高校。〔1〕

所以,剑桥给人的感觉,是一座靠思想吃饭的小城,就像纽约靠金融、硅谷靠创业公司一样。


说到这里,我们谈论的“城市”,其实是一群聚在一起的人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只有城市能让大量的人聚在一处,因此两者几乎可以画上等号。但看看前面举的例子,就知道情况已经变了很多。纽约是传统意义上的大都市;剑桥只是一个大都市的一部分;至于硅谷,连这个都算不上。(圣何塞有时自称硅谷的首府,其实不是。它不过是硅谷一端一块占地 178 平方英里的地方。)

也许互联网会让这一切继续改变。也许有一天,对你最重要的群体会存在于网上,而你实际住在哪里,反倒无关紧要了。但我不会押这个注。现实世界能传递的信息太丰富了,何况城市影响你的某些方式,微妙得几乎难以察觉。

每年春天回到剑桥,最让我振奋的事情之一,就是在黄昏的街头散步,透过窗户看看别人家里。夜里走在帕洛阿尔托,你看到的只有电视机泛出的蓝光;在剑桥,你会看到一个个书架,上面摆满了让人想翻一翻的书。1960 年的帕洛阿尔托,也许还很像剑桥。可今天,光看这地方,你绝对猜不到附近竟然有一所大学。它如今只是硅谷一个比较富裕的住宅区罢了。〔2〕

城市和你说话,大多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:你透过窗户看见了什么,路过时听见了什么。这些东西不用刻意寻找,你也没法把它们关掉。住在剑桥有个“职业风险”:时不时会听见有人把陈述句说成疑问句,句句都往上扬。不过总的来说,比起纽约或硅谷,我还是更愿意听剑桥街头的谈话。

有个朋友在九十年代末搬去了硅谷。她说,住在那里最糟糕的一点,就是平时听不到什么有意思的闲谈。我当时还觉得,她是在故意说些与众不同的话。听别人聊天固然有趣,可这点乐趣,真值得拿来决定住在哪里吗?现在我懂了。那些偶然传进耳朵的谈话,会让你知道,自己究竟生活在一群什么样的人中间。


一个人再坚定,也很难完全不受周围人的影响。倒不是说,城市希望你做什么,你就一定会照着做。可如果身边没有人在乎你所珍视的东西,时间久了,难免会灰心。

鼓励和打击对人的影响,并不对等,就像赚钱的快乐往往抵不过亏钱的痛苦。大多数人都把损失看得更重:为了避免损失一美元,他们愿意花的力气,远远超过为了赚到一美元愿意付出的。类似地,很多人都足够坚定,不会因为周围人觉得某件事理所当然,就跟着去做;但很少有人能一直坚持做一件身边谁都不在乎的事。

不同的追求多少会相互冲突,而人们能给予的赞赏又是有限的。因此,一座城市往往只特别推崇某一种抱负。剑桥能成为智识中心,不只是因为那里聪明人多,还因为在那些人眼里,没有什么比思想和才智更值得看重。在纽约和湾区,教授都只能算二等公民——除非前者开了对冲基金,后者办了创业公司。

这也回答了自互联网泡沫以来,纽约人一直在琢磨的一个问题:纽约能不能成为与硅谷比肩的创业中心?恐怕很难。原因之一是,在纽约创业的人,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〔3〕 那座城市已经有了更受追捧的东西。

长远来看,这对纽约未必是好事。一项重要的新技术,最终总能带来财富。所以,纽约比硅谷更看重钱、更轻视影响力,其实只是晚一步才开始看重同样的东西。〔4〕 事实上,就连比谁更有钱,纽约也在不断输给硅谷。1982 年,《福布斯》首次发布美国 400 富豪榜时,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上榜人数分别为 81 人和 56 人,比例为 1.45;到 2007 年,两地人数变成了 73 人和 88 人,比例降到了 0.83。


并不是每座城市都有这样鲜明的声音。只有当一座城市成为某种抱负的中心时,它才会对你提出明确的期许。而且,如果没在那里真正生活过,你很难听准它究竟在说什么。我了解纽约、剑桥和硅谷,是因为我在这三个地方都住过好几年。华盛顿和洛杉矶似乎也各有各的声音,只是我待得不够久,还不敢确定。

洛杉矶最看重的,似乎是名气。那里仿佛有一份名单,上面列着当下最红的人。最让人羡慕的事,就是自己跻身其中,或者和名单上的人成为朋友。除此之外,它传递的信息和纽约很像,只是可能更看重长相。

华盛顿似乎在告诉你:你认识谁,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得成为圈内人。说起来,这和洛杉矶似乎也差不多。那里同样有一份显赫人物的名单,你要么上榜,要么想办法接近榜上的人。区别只是入选的标准不同。甚至连标准,也没那么不同。

眼下,旧金山和伯克利传递的信息似乎一样:日子应该过得更好些。不过,要是有足够多的创业公司选择旧金山,而不是硅谷,情况就会改变。在互联网泡沫时期,把公司设在旧金山往往是个失败的预兆:那是一种贪图享受的选择,就像给办公室买昂贵的家具一样。即使到了现在,遇到选择旧金山的创业公司,我还是会有些疑虑。但如果足够多的好公司都这么选,它就不再只是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,因为硅谷的重心也会随之转移过去。

至于求知和思想上的抱负,我还没找到另一个能与剑桥相比的地方。英国的牛津和剑桥,给我的感觉更接近伊萨卡或汉诺威:同样能听见那种声音,只是没那么响亮。

巴黎曾经是伟大的智识中心。如果你在 1300 年去那里,它对你的期许,或许就像今天的剑桥一样。但去年我试着在巴黎住了一阵,发现那里的人如今志不在此。今天的巴黎告诉你的是:凡事要有格调。我其实很喜欢这一点。在我住过的城市里,巴黎是唯一一个人们真正在乎艺术的地方。在美国,只有少数有钱人才会买原创艺术品;即便比较有品位的人,也很少能摆脱只认艺术家名头的习惯。可黄昏时分,透过巴黎人家的窗户望进去,你就能看出,他们真的在意一幅画本身好不好看。如果眼睛也能“偷听”,那么据我所知,巴黎就是最好的地方。〔5〕

我还听见过另一种声音。在伦敦,你仍然能勉强听到它:一个人应该更有贵族气派。仔细听的话,巴黎、纽约和波士顿也还有这样的声音。不过,无论在哪里,它都已经很微弱了。一百年前,它应该还相当响亮。如今,要不是我特意调到这个波段,想看看还有没有信号残留,大概根本注意不到。


到目前为止,我从各座城市听到的期许,大致都在这里了:财富、格调、时髦、好看的外表、名气、政治权力、经济影响力、才智、社会阶层,以及生活品质。

把它们列在一起,我的第一反应竟是有点反胃。我一直觉得,有抱负是件好事。现在才意识到,那是因为我总是不自觉地把“有抱负”理解为:在我看重的事情上有所追求。可一旦把人们雄心勃勃想要得到的东西全摆出来,就没那么好看了。

再仔细看,有几项放在历史里还挺出人意料。比如,一百年前,“好看的外表”大概不会出现在这份清单上,尽管两千四百年前可能会。外貌对女性一直很重要,但到了二十世纪后期,它似乎对男性也变得重要起来。我不确定为什么。也许是女性越来越有力量,也许是演员越来越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,也许还因为如今坐办公室的人实在太多了。过去,你可以穿一身根本没法进工厂干活的讲究衣服,来显示自己的身份;现在这招不灵了,只好改用身材来炫耀。

“时髦”似乎也是一百年前不会出现在清单上的东西。不过,真是这样吗?所谓时髦,无非是懂行、知道门道。或许它只是接替了社会阶层中“圈内人才懂”的那一部分。这也许能解释,为什么伦敦格外推崇时髦:它是英国人一项传统爱好的 2.0 版——乐此不疲地钻研那些只有圈内人才懂的规矩。

经济影响力,一百年前也会出现在清单上,但它的含义正在改变。过去,有经济影响力,意味着掌握大量人力和物质资源;如今,它越来越意味着有能力决定技术朝哪个方向发展。有些具备这种能力的人,甚至并不富有,比如重要开源项目的负责人。过去的产业巨头养着一屋子聪明人,让他们在实验室里为自己研发新技术;新一代产业领袖,自己就是那些聪明人。

当这种力量越来越受推崇时,清单上的另一项却在渐渐淡出:社会阶层。我想,这两种变化是相关的。经济影响力、财富和社会阶层,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在不同阶段的名字:经济影响力带来财富,财富再换来社会地位。所以,人们仰慕的目光,只是在逐渐向源头移动。


那么,每个想做出非凡成就的人,都得住在一座伟大的城市里吗?不必。伟大的城市都会激发某种抱负,但能做到这一点的,并不只有城市。有些工作,你只要身边有几位出色的同事就够了。

城市能给你两样东西:懂得欣赏你工作的人,以及结识同行的机会。在数学或物理这样的领域,你不太需要依靠城市来获得这两样东西。一方面,同行以外的人怎么看,本来就不重要;另一方面,一个人的能力比较容易判断,招聘和招生委员会就能相当可靠地把人才挑出来。所以,做数学或物理,你只需要待在一个有合适同事的院系里。这个地方可以在任何位置,比如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。

但对艺术、写作或技术来说,周围更广阔的环境就至关重要了。这些领域里最出色的人,并不会整整齐齐地聚在少数几个顶尖院系或研究机构里。一来,才华更难判断;二来,人们愿意为他们的作品或成果付钱,他们不必靠教书或研究经费谋生。也正是在这些人员更分散、路径更不明确的领域,伟大城市的作用最明显。你需要感受到,周围有人在意你做的事,从中获得继续做下去的鼓励。而且,既然同行得靠自己找,一个能汇聚大量人才的地方,自然更容易让你遇见合适的人。

你也不必一辈子待在伟大的城市里,才能从中受益。最关键的,似乎是职业生涯的早期和中期。显然,你不必在那里长大;大学是不是在那里读的,似乎也没那么要紧。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,一个几千人的世界已经足够大。况且,上大学时,你还不必面对最难的那种工作:自己发现有哪些新问题值得解决。

等到你迈入这个困难得多的阶段,身处一个能找到同行、也能得到鼓励的地方,就特别有帮助。一旦这两样都有了,你似乎就可以想走便走。印象派画家们的经历就是典型的例子:他们出生在法国各地,毕沙罗甚至出生在加勒比地区,最后也在法国各地离世。但真正造就他们的,是他们一起在巴黎度过的那些年。


如果你还没确定自己想做什么,也不知道那个领域的中心在哪里,那么年轻时去几个不同的地方住一住,很可能是最好的办法。只有真正住下来,你才能听清一座城市在对你说什么,甚至才能知道,它是否还在说话。你原先了解的情况,往往并不可靠。我 25 岁时曾试着住在佛罗伦萨,以为那里会是个艺术中心,到了才发现,自己晚了 450 年。

即使一座城市依然生机勃勃,吸引着各地有抱负的人,你也得亲耳听见它的声音,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打动。我刚搬到纽约时,兴奋极了。那确实是个令人兴奋的地方。也正因为如此,我过了很久才意识到:自己和那里的人并不是一路人。我一直想在纽约找到一个像剑桥的地方。后来发现,它的确在北边,只不过北得有点远——得往北坐一个小时飞机。

有些人十六岁就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。但对大多数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,往往是先有了抱负,才找到值得为之努力的事。他们知道自己想干出一番名堂,只是还没决定,是当摇滚明星,还是做脑外科医生。这没什么不好。不过,这也意味着,如果你的抱负也属于这种最常见的类型,那么住在哪里,大概也得试过才知道。也许,你得先找到那座让你觉得“我就该在这里”的城市,才会明白,自己究竟想成就什么。

注释

注释 1

这正是大学不由政府统一掌控的一个好处。政府分配资源时,往往要经过政治上的讨价还价,结果就是把资源分散到各地。没有哪个中央政府会把全国最好的两所大学放在同一座城市,除非那里是首都,而这又会带来别的问题。但学者和其他领域的人一样,似乎都喜欢聚在一起;只要有这样的自由,他们也能从中得到同样的好处。

注释 2

帕洛阿尔托还住着少数老教授,但他们正一个个离世。他们的房子被开发商改造成浮夸的豪宅,再卖给那些主管业务拓展的副总裁。

注释 3

你读过多少这样的故事:创业者的公司已经飞黄腾达,自己却依然过得很朴素,穿牛仔裤和 T 恤,开着读研究生时的那辆旧车,诸如此类?你要是在纽约这样生活,别人会把你当成不入流的人。在旧金山,哪怕你穿着牛仔裤和 T 恤走进高级餐厅,服务员也会客客气气地招待你——谁知道你是哪位呢?纽约可不会这样。

想判断一座城市能否成为技术中心,可以看看那里还有多少餐厅要求男士穿西装外套。按 Zagat 的资料,旧金山、洛杉矶、波士顿和西雅图一家都没有,华盛顿有 4 家,芝加哥 6 家,伦敦 8 家,纽约 13 家,巴黎 20 家。

(Zagat 把旧金山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餐厅也列入了要求穿西装外套的名单。我不太相信,便打电话问了问,结果并没有这项要求。看来,整个美国西海岸只剩一家餐厅还要求男士穿西装外套:纳帕谷的 The French Laundry。)

注释 4

思想比经济影响力还要更靠近源头。因此,我们可以设想,像剑桥这样的智识中心,有一天也许能领先硅谷,就像硅谷领先纽约一样。

眼下看来,这种可能性不大。真要说有什么趋势,也是波士顿落后得越来越远。我之所以仍然提到这种可能,只因为近来,把一个想法变成一家创业公司,已经越来越容易。如今,两个毫无商业经验的黑客想办一家公司,比十年前容易多了。如果这一趋势再持续二十年,也许双方的强弱就会开始逆转。我不会押注它一定发生,但也不会押注它绝不可能。

注释 5

如果巴黎人最在乎艺术,为什么艺术交易的中心却在纽约?因为到了二十世纪,作为品牌的艺术和作为作品的艺术,已经分道扬镳。最有钱的买家聚在纽约,但他们买艺术品,只认品牌。既然任何足够鲜明、容易辨认的风格都能做成品牌,那何不干脆选本地的作品呢?

致谢

感谢 Trevor Blackwell、Sarah Harlin、Jessica Livingston、Jackie McDonough、Robert Morris 和 David Sloo 阅读本文草稿。

━━━ fin ━━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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